自1月中旬发现首例Omicron变异确诊病例以来，香港这一波疫情呈爆发态势，令人揪心。
到目前为止，香港最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0，且连续3日在1000以上，没有见顶的态势。
香港处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也是东西方理念冲撞的前沿。此次香港疫情爆发，折射出当前各国抗疫政策的根本矛盾，以及人类在病毒面前的无能和低效。
此外，各国抗疫政策开始僵化，被政治劫持的风险度非常之高。尽管Omicron病毒重症率和致死率很低，但疫情的结束也许没有那么快。而疫情所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例如通胀、低增长、贫富分化等等，仍将延续。
放到更长的时间与更大的空间尺度去看，这一轮全球疫情蔓延，增长失速，乃至大国之间政治上的摩擦龃龉，局部地缘政治危机，都是旧产能旧模式难以为继，新产能和新模式尚在孕育的青黄不接状态的表象。
从亢龙有悔，到潜龙勿用。之间的纠缠斗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1 “清零”与“躺平”
当下全球各国，对付疫情的策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首的“清零”策略，通过行程监测、疫苗接种、核酸检测、以及隔离观察等方式，在全社会最广大的范围内实现疫情可控，乃至“清零”；而另一类是以丹麦、瑞典、英国等西北欧国家为首的“躺平”策略，不采取任何官方政府的防控措施，通过使大多数人以“感染——就医——痊愈”的方式获得免疫，最终实现所谓的“集体免疫”。
中国的“清零”策略从疫情甫一出现就得到了坚持和贯彻。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疫情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使得中国的感染人数、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地，近乎“不真实”。
而“躺平”抗疫的策略，最早是2020年3月由英国首相鲍里斯在他的演讲中所提出。但随后欧美疫情爆发，英国政府也开始采取防控措施，行程监控、疫苗接种、隔离观察等。此次随着Omicron变异出现，其极强的传播能力使得传统隔离防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于是“躺平主义”开始再次抬头。丹麦从2月1日开始取消所有防控措施；随后欧美国家相继效法。
“清零主义”本着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负责，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有一套积极高效运转的政府体系。但“清零”所涉及的成本开支较大——动辄涉及数百万人的核酸检测，对于任何城市，都是一笔不小的公共卫生开支。
“躺平主义”则是西方各国政府被疫情搞得不堪重负之后的无奈选择。医疗系统饱和，医护人员连续工作，封城导致商业萧条，居民情绪不满等诸多因素，再叠加Omicron病例相对较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最终许多国家开始迈出“躺平”的关键步骤。“躺平”的极致就是不再统计感染和确诊人数，以此来伪装岁月静好，掩耳盗铃。
香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碰撞的前沿阵地，其实从2020年以来香港在抗疫的方式选择上，并没有很明显的“选边”——更多的是“自然抗疫”：发现疫情，及时隔离，主动治疗，积极排查。但也没有动辄大规模全民核酸。
其实效果还可以，香港的疫情始终没有大规模蔓延。但是，此次Omicron变异打破了香港疫情防控的脆弱体系。我们甚至不难发现，不论是西方的“躺平模式”还是中国的“清零模式”，对香港都不太管用。
如果彻底躺平，以香港高度密集的人口密度和极度频密的出行与社交频率，相信用不了多久全民就会都感染一遍，医疗系统饱和甚至过载，在所难免；如果采用“清零”策略，对于香港这个极度依赖人口流动往来的国际港而言，经济活动停滞，会陷入衰退。
既不能躺平，又很难清零，其实如何对付疫情，最高效的方式，恐怕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这其实折射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那就是：想要真正战胜新冠病毒，各国之间、各种模式之间，应该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割裂、彼此指责。
2 非典型通胀
病毒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然而疫情来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却被无情地放大。尤其是贫富差距。除了疫情，汹涌的通胀也使得疫后的经济复苏显得无比脆弱。
2月10日，美国公布1月份通胀数据，其中CPI同比增长7.5%，创40年新高；上一次录的如此高企的CPI还是1982年。而PPI同比增长9.5%，创11年新高，上一次是2011年。
通胀令人捉摸不透。
很多人认为通胀的成因是货币超发（俗称“放水”）；这实在是一个误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剧烈放水，美国奥巴马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中国政府4万亿财政支出：这些都没有引发通胀。
此次疫情爆发以来，2020年3月美联储承诺提供“无限量”流动性，欧洲央行紧急批准7500亿欧元的救市资金，中国也是降准降息各种手段用到足——但仍然没有通胀。
通胀真正开始抬头并愈演愈烈是在2021年下半年。当2021年4月美国CPI第一次跳涨到4.2%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信誓旦旦“通胀是暂时的”。
既然货币超发不能引起通胀，那么引起通胀的因素是什么？
这要回到通胀的本质。通胀的本质就是消费品价格上涨；而价格的决定因素，无非是供求两个方面——供给减少，以及需求增加，都会导致价格上涨，进而引发通胀。
货币超发导致通胀的逻辑，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是成立的。因为货币代表购买力，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需求”——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但是自2008年之后这个模式被打破了，因为在“量化宽松”的模式之下，代表过剩购买力的货币，被大量金融资产所吸收——美国的股票、中国的房子、日本的国债——这些蓄水池容纳了多余的货币，使得这些多余的货币不再形成购买力，进而推高物价。因此2008年之后，尽管货币超发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但物价仍然躺在地上起不来。
所以，这一次引发通胀抬头的因素仍然不是需求增加（货币超发），而是供给减少，以及供给阻断。
供给阻断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贸易的、国际关系的、还有地缘的。2021年3月苏伊士运河堵船，欧洲贸易阻断，物价飞涨，许多西欧国家“一纸难求”。这只是冰山一角。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到后来的中美科技争端，去年“芯片战”使得许多行业“缺芯”愈演愈烈，芯片价格上涨，进而传导到终端价格。疫情原因导致许多国际贸易停运，贫富分配不均导致多国码头工人罢工、旷工罢工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林林总总，或导致供给收缩，或导致供给阻断，最终传导到终端价格上，就是通胀。说到底，此次通胀抬头，根本原因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40年所形成的种种“富贵病”。全球化走到亢龙有悔，必然是逆全球化大举反攻。
因此，此次通胀是结构性的，并非由货币超发引起；要打通政治上的、贸易上的、国际关系上的诸多“阻点”，重新“捋顺”经济全球化，才能够从根源上驯服通胀。通过货币紧缩来企图克服通胀，也只是缘木求鱼。尽管如此，但面对通胀的来势汹汹，人类目前的工具，貌似有加息缩表这一条途径。
3 巨轮调头
与通胀抬头相伴随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失速。
IMF近日再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IMF预测全球GDP在2022年只有4.4%，较之前预测的4.9%下调了0.5个百分点。其中预测美国2022年GDP增长为3.9%，中国为4.8%——对此，国内分析师关于“是5%还是5.5%”的争论，似乎显得没有意义。
经济失速的情形，在2021年已经出现。2021年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一部分是来自中国，而中国的压力则来自地产下行。可以说，中国房地产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也是过去2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来源。自2020年下半年地产监管的“三条红线”准则出台之后，房地产行业开始步入下行周期。2021年下半年，许多房企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像恒大、奥园等公司先后出现违约。
房地产行业的寒冬延续到今年开局。从1月份的成交数据来看，29个城市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46%，环比下降37%。其中二手房面积同比下降45%，环比下降5%。与去年此时相比，可谓冰火。
此外，许多行业级别的监管新规政策，令投资者与企业家找不到北，例如教育“双减”打击教培行业，几乎团灭；医药集采使得药企利润光辉不再；青少年网络游戏防沉迷也打击了许多游戏公司；互联网反垄断让“大厂”们度日艰难，不得不裁员应对。如此种种，降低了企业家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人们的投资变得保守，裹足不前，使得经济活动的动能减弱。
自去年12月开始，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降准，MLF降息，LPR降息，还有TMLF、支小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开到十足。而1月份的国务院发布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先生更是提到“三大发力”——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支持经济的意图溢于言表。
本周四发布的中国1月份社融数据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今年1月社融规模增长6.17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长3.98万亿，M2同比增长9.8%。这些都是好的兆头。然而社融增长中政府债券占了大头，企业融资中票据和短期贷款远高于中长期贷款，居民更是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双降，以及M1和M2剪刀差扩大——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企业居民信心不足。
此前，尽管多为省部级领导干部都声称“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等等，但是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要规范发展，不能一棍子打死。
近日，一则消息在网上低烈度传播，是关于“全国性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出台。此消息被市场解读为关于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步入正轨，由“打压”转向“规范管理”的转折点。利空出尽。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股票连续涨停。
但是，站在更大的视角去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全国范围内城镇化率已经高达64%，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率已经与发达国家持平；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未来，即便政策不对房地产行业实施压制，这个规模高达18万亿的行业，也难以再像从前提供经济增长的核动力。
4 亢龙有悔
疫情、通胀、经济放缓，都是全球经济病的表现，而病根是肇始于80年代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经济周期走向终结，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新的产能与模式尚未兴起，青黄不接。
现代发展经济学大师熊彼得主张的“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creation，也叫“破坏性革新”），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技术进步，不断“冒出”新的行业、公司、以及商业模式，去“颠覆”已经存在、坐大、垄断的旧的行业和模式，这样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
旧产能发展到极致，难以为继，就像现在的房地产与互联网，乾卦中“上九”卦所云：亢龙有悔。然而旧产能不会自动出清，新产能也不是喊喊口号就“冒出来”，所以颠覆式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暴力的。这个过程就像周易坤卦中“上六”的卦文：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未来，经济向绿色环保、高科技、高智能的方向转型。这一道坎，绕不过，也躲不开，必须迈过去。中国人对此的觉醒，可以说从2018年中美科技争端已经开始，从2020年制定房地产“三条红线”就是开始付诸实践。2021，全年与之；2022，仍将是全力以赴。
全世界都在这个大趋势之下。像2021年四季度Glasgow气候峰会之上，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军令状，时间大体上在2030和2060之间。全球经济都在面临与旧产能的挥手作别以及孕育新产能、新模式、新机遇。
新旧交替的迷茫与混沌之际，作为个人，作为投资者，认清大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