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发言整理自新经济学家智库企业ESG研讨会发言，经本人确认。研讨主题为平台经济碳排放范围1、2、3以及与第三方买家关系界定。以下为全文：
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担任研究工作，同时也在绿色金融60人论坛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过去我们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减排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
讨论平台经济的气候责任，咱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是讨论范围三的排放，范围一的排放是直接排放，在企业的范围内，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范围二的排放是间接排放，是企业外购电力、热力、蒸汽制冷，这些产生的间接排放。
范围三的排放是个大口袋，也叫做供应链的排放或者价值链的排放，在企业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排放就归到范围三的排放里面。
对于范围一的排放和范围二的排放的范围，我们现在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对于范围三的排放，因为它是一个大口袋，并且我们供应链的活动有一级、二级、三级，然后再深入各个毛细血管，因此在供应链上的排放是非常难进行界定，在全球有一些标准，比如说GHG Protocol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范围三排放的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现在还只是一个民间的标准，并不作为现在气候管制的强制性标准。
企业面临关注范围三碳排放的压力
因此范围三的排放讨论非常广，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全世界企业的排放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所处的长三角地区有大量的企业是处在全球的供应链上面，现在这种供应链的压力，比如说苹果的供应链的压力，它要求是在2030年实现碳中和，它的碳中和是范围三排放的碳中和。
那么我们这里以eBay为例，eBay它也是一个平台，就是中国的淘宝，或者淘宝是中国的eBay。在它的价值链排放上面，下游的运输和分销占了将近86%的排放。
其他的就相对比较小了，像价值链的能源活动，资本产品，下游运输分销，员工通勤，运营产生的废物，商务旅游就相对比较少。
因此在我们数据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对于平台企业抓住一两样重大的排放来源，应该能够对企业的范围三排放进行比较好的一个匡算。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三家业务相对比较接近的企业，阿里巴巴、京东和亚马逊。
大家可以看到企业范围三的排放是大头，但是这几家的范围三的排放有巨大的区别，应该说对于范围一的排放和范围二的排放的可靠性还是非常高的。
但对于范围三的排放，由于各家企业的核算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它底层的计算逻辑，因此没有办法做这种直接的比较。尤其是考虑企业物流行业的影响，因为运输分销是范围三排放的大头，对于亚马逊，如果它所有的运输和分销都是自营的，算在本公司的排放内的，和不是算在本公司的排放内，会对它的范围三的排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范围三的排放是第三方企业在平台上出售的总产品的碳排放，所以要进行一些包括和扣除的工作，以避免重复计算。
应该说我们对平台企业范围三的排放，现在慢慢地开始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国内暂时还没有像GHG protocol这样，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非常认可的行业标准，能够帮平台企业来进行范围三的核算，实际上在中国并不仅仅是范围三太早，其实对于很多企业，包括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核算现在也还没有开展起来。
在这两个履约期可以看到现在全国碳市场只覆盖了火电行业，因此这个没有进行全经济体覆盖，目前碳价比较低迷，交易也很清淡，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但是无论是价格发现，流动性提供，还是风险管理，金融属性都很弱，对我们现在的全经济体的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有作用，但是作用目前还比较有限。
全国碳市场对我们范围三的减排，我个人观点，全国碳市场不一一覆盖范围三排放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碳排放数据的精准度差异很大。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数据精准度还是比较高。范围一是最高的，范围二因为涉及到电网用的是哪里的电，因此范围二的排放涉及到对电网用电的假设，那么精准度已经下了一个级别。
范围三的排放，因为涉及到一级二级三级供应商下游的价值链的排放，精准度又差了好几个级别，因此我们不能把精准度相差很大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会造成碳市场的混乱，对碳市场会有很大的扰动。我们现在碳市场已经深受数据造假的困扰，在未来再加上一层不确定性，对碳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避免重复计算。因为范围三的排放，归根结底是供应链排放源的范围一排放的加总。
比如说外卖平台，外卖平台的范围三，包括餐馆的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也就是餐馆自己烧煤气和用电的排放，和我们骑手烧油产生的范围一排放，用电产生的范围二排放。
但是这个范围二的排放，因为它是用电的排放，它其实就是电厂的范围一排放，因此所有的范围三排放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范围一的排放。
在未来，如果说我们的碳市场或者说碳税可以实现全经济体覆盖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再进行范围三的排放核算了。目前我们讨论范围三的排放，是因为我们的碳规制政策它覆盖不完全，它只覆盖了某些行业。因此为了激励全经济体的减排，我们是希望这些大的企业能够站出来，来做这些自愿的减排的行动。
平台企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不仅是现在资本市场的要求，上市交易所的要求，它也是预判政策的方向。现在全供应链减排在国内和国际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国际的压力，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现在已经传导进来国内了；国内的压力是随着双碳目标的进一步的深化，尤其是我们2030年以后要进行实质性的总量减排的时候，那么这种压力是巨大的，因此这是一个提前行动预判政策方向。
第二个也是弥补规制缺口，因为平台企业有大量的数据可以帮助供应商来建立这种碳核算的门槛，能够先行一步。平台企业也可以提供现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的政策激励的一个补充，利用平台的准入的机制，能够通过碳的筛选，其实也能够帮助平台企业筛选出那些负责任的，效率更高的企业。
我们为了实现平台企业范围三排放核算，现在大概有两条路径：
一条就是明确核算办法，核算办法比较麻烦，平台企业上大部分的企业，就是很小的企业，一个餐馆，一个小的供应商零售商，它们不具备独立核算的能力，因此需要平台来提供这种核算方案，这种核算方案应该是成产品的，比较容易供在平台上运营的这些企业来进行使用的。
另一种办法会更简单一点，就是根据产品来折算，根据这种产品来定一个碳排放清单，那么这个针对更小型的活动主体，比如说在淘宝上就卖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就有它对应的碳排放系数，但是这个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因为没办法反映它的节能减排的行为。
这个考虑并不是现在一时兴起，而是过去3-5年来全世界的企业，尤其是供应链发生的重大的转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我们的供应链的最大的考虑因素其实是成本考虑，供应链的企业是以成本为导向来布局全球供应链。从大概5年前发生了变化，大量的非财务的因素开始进入了供应链的考虑。
主要是两大因素，第一个是安全的考虑，第二个是供应链现在变得越来越考虑到价值观的因素，价值观的因素不仅仅是体现在国际供应链的要求，也体现在我们现在国内供应链的要求。
国际方面，比如说欧盟现在讨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稍微更早一点，德国要求他所有的企业，无论是在境内，欧盟内还是在海外，必须执行同样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劳工、环境等等。
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几年包括我们的红绿灯制度、共同富裕的要求，企业的环境的要求等等，这些大量的非财务的因素开始进入到我们供应链的考虑里面，这是体现的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从监管的需求来说，开始使这些企业为了它业务的长久可持续性，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社会和环境的需求，这个是一个由外到内的驱动的变化，并且这种驱动的变化在短时间内趋势形成了，我觉得很难会发生改变。
当然企业一开始做这块是来自于压力，苹果做绿色供应链也是来自于NGO对它的供应链的这种强大的压力。苹果在乔布斯时代他是不理会这些事情的，那么后来才发现对它整个品牌的损失，市场的损失是巨大的。
那么这些大量的企业，它们在关注这些非财务因素的时候，包括它的范围三的减排，究竟能不能给它们带来财务上的收益？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两边都有相应的证据。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气候指数，筛选了100家上市公司，发现在中国过去2年甚至到5年，这些企业能够跑赢我们的基准。
对于提高监管要求，可能反而会促进企业竞争力的，这个主要是我们讲的波特假说，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过程中，它其实可以同时可以解决它生产和经营管理中的无效率的环节，同时反而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利润。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前年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发表，讲的就是评估的区域碳市场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我们发现这个区域碳市场推广其实是促进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些企业它减少了投入，保持了产出水平不变，然后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增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合理的监管政策，它是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减碳的深水期，深水区，如果说我们一旦进入深水区会怎么样的，我们需要进行非常小心和细致地评估，因此我觉得这一块这个是非常重要。
政府应该怎么办，其实有两大观点，第一个认为应该一步到位，我们直接就把碳价推到碳的社会成本，碳的社会成本大概是50美元左右，那么我们现在是50-60块人民币左右，相差比较大。
第二类就是我们缓慢地推进。现在基本上大部分认为还是比较缓慢地推进比较好，给产业以更多的过渡时间，因为中国的政策大规模的U型的转折特别多，对企业的生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们最近在做大规模的企业调研也发现这个问题。
因此我觉得未必是对企业提供什么样的补贴和帮助，更多的是要给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政策出来，我会给你过渡的时间，会允许你找出你最好的路径，而不是一夜之间发生这个政策的重大变化，我并不赞成用补贴的手段，我觉得如果提监管要求，给企业时间，企业能够适应的很好。
文章来源：企业 ESG
作者：张俊杰 /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