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范蠡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这背后有三方面深刻的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未来的前景在何方，困扰着中国的企业与个人。第二，近年来企业家成为“高危行业”，企业因为触碰政治风险而遭受打击的情况频繁发生；未来，政企关系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多方智慧的合力。第三，时至今日，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如何传承自己的家业？或者讲得更透一点，值得传承的究竟是什么？是财富，是厂房，还是人脉，抑或是理念和价值观？
面对这些灵魂深处的痛点，中国开始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古人中的楷模——集“农商政”于一身，被称为千古第一完人的——范蠡。
人们之所以学习范蠡，不仅在于他能够穿梭于政治、商业、农业之间，游刃有余，仿佛一位不倒翁；也在于他的能力与自信，曾经三度散财，三度聚财，三次白手起家，然而每次都成功地创造了一番事业；更在于他的诚信与担当，越王勾践被迫为吴王夫差做奴隶的时候，范蠡不畏艰难相随；晚年的范蠡在齐国经商，遭遇大旱的时候主动用自己的财产接济穷人，帮助穷人度过难关。
但是不得不指出，当前对范蠡的研究，往往过分拘泥于史料，而缺乏站在春秋后期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下的系统性分析。缺少了这种分析，你会发现范蠡的许多思想其实不知所云，例如他的“十一逐利”、他的“三八价格”、甚至他的六字箴言“持盈定倾节事”。
这篇文章，旨在通过历史纵向对比，与中西方横向对比，来真正揭示范蠡在当时中国环境下的特殊性与可贵性。以实现拓展范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有了这样的视角与态度，才可以真正使范蠡研究，为解决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提供有益的线索。
治国奇迹
现在，许多人将范蠡的智慧框限在一些简单的经商经验中，例如将“十一逐利”（只赚取10%的利润）作为经营的教条，或者将“待乏”的思想（即夏则资皮，冬则资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看做“逆周期操作”——这些其实是对范蠡的稚化。
范蠡的思想穿越千年，可大可小。例如范蠡在处理政商关系方面的做法，其实折射出的今天许多庞大的企业巨头面临的困境，而他们的出路，仍然可以从范蠡的思想中寻找智慧。
其实范蠡的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道法自然”——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人应该做的是顺应规律，而不是与规律掰手腕，逆势强为。
举个例子，在夫椒之战后，越国几乎被吴国消灭，一穷二白。然而二十年之后，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叫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近现代的角度去细品这个事情，二十年时间，越国从一个战败国，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到能够消灭隔壁一个跟自己人口、技术实力、军事力量差不多，甚至比自己国家还要强大一点的邻国吴国。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不妨与近现代做个对比。
德国，在俾斯麦完成统一（1871年）到有实力向法国宣战（1914年），用了43年。德国挑战英法的欧洲秩序，最终失败了。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为一个标志）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4年），经历了25年。日本挑战清朝中国，成功了。甲午战争清朝战败。
放回到春秋时期，越国能够在20年之内，从战败国的一个烂摊子，发展到国富兵强，一鼓作气干掉了吴国。而且当时的吴国从人口、技术实力、以及兵力来讲，都比越国要高一个Level。——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把这个奇迹归结为“卧薪尝胆”，其实是对历史的稚化。这绝对不是“卧薪尝胆”能够实现的一件事情。况且当时春秋晚期，齐楚晋这三大霸权是非常强大的，对于越国这个弱小偏远的国家，如何在霸主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发展壮大——是一个很困难的政治课题。
克服困难，完成这个奇迹的，当时在越国主政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文种，一个是范蠡。
从后来范蠡离开越国之后的两次经商的经历来看，范蠡特别擅长从零到一，白手起家。而在越国主政，二十年灭吴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从零到一”，或者叫“白手起国”。
归结来看，比较重要是两件事：一是生育，二是生产。其中生育尤为重要。在农业社会，人口和土地就是一切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勾践与范蠡被吴王夫差放归越国之后，采取了积极鼓励生育的措施。
据《国语·越语上》记载，句践下令壮年人不得娶老妇，老年人不得娶年轻妻子；女子十七岁不出嫁，男子二十岁不娶妻，他们的父母有罪受罚；妇女临产时要向政府报告，政府派医生守护，确保母子平安；生下儿子，政府奖给两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儿，政府奖给两壶酒，一头猪；一胎生两个孩子的，政府供给粮食，一胎生三个孩子的，政府供给乳母。这套人口政策使越国人口有了很快的增长。
对于兵源，越国实施的是一户一丁的措施。也就是说每家都要贡献一个成年男子参军。越国灭吴之前人口大致达到了80到100万，按一家五口人来计算，则兵力大概在16-20万上下。所谓“三千越甲”只是一个文学性的表述。同时期吴国的兵力是25-40万。
二十年之内实现富国强兵，放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环境下，都不得不说是奇迹。促成这个奇迹的，是范蠡的道家思想，道法自然，与民休息。这一思想，战国后期的另一位大商人吕不韦，也有类似表达。在《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者，为天子。”穿越千年，这些思想与近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思想类似，政府应当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要去干预经济。
所以，如果说越国二十年灭吴使奇迹，不如说是经济学基本规律的奇迹；而范蠡则更多的是遵从了这一规律，所以帮助越国实现了奇迹。
商人为政
把范蠡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位商人吕不韦对比，可以得出许多有趣的东西。如果将范蠡和吕不韦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商人，做一个集体对比，那么可以得到的东西更多，更有趣。
先说范蠡和吕不韦。
首先，范蠡和吕不韦都是商人，都很能赚钱。这不用多说了。但是在“商人”这个身份层面之上，两个人开始分道扬镳。范蠡自从帮助越王勾践成功消灭吴国之后，对政治可以说是一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相反吕不韦则利用商人的身份，参与政治，甚至是去妄图去影响政治。
在吕不韦与他父亲的一段对话中，看出了他把投资于政治和投资于土地和贸易等同起来。
耕田之利几倍？
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百倍。
立主定国之利几何？
无数。
在吕不韦看来，投资于政治，与投资于农业和贸易一样，是一项投资，是可以通过成本收益的公式去计算的。
这可以说是吕不韦的精明，也可以说是吕不韦的天真。纵观中国古代，商人与政客的合作是存在的，但是商人影响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欧洲的情况呢？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反复表明了一个观点，即资本与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主导着欧洲近代史，也就是自文艺复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五六百年的时间。
欧洲陆上大国之间持续的惨烈的土地战争，使得每一个君主都陷入了巨量债务之中，因而不得不向当时的资本家族借款，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弟奇、工业革命后的罗斯柴尔德等家族，都是这样的资本家族。
欧洲近代的主权战争，虽然初期和早期是资本家族支持之下，有点代理人战争的味道；但是随着战争和冲突的升级，到20世纪，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形势已经是“总体战”——这有点像战国结果的时候秦发起的对六国的“灭国战”。这个时候任何资本都无法左右战争的发展，相反战争会摧毁大量资本。
类比春秋战国时期，情况类似。当时邯郸城的大商人吕不韦而言，支持一个落魄王孙回国，做得到；支持秦国发动对六国的战争，想都不要想。对于范蠡时期而言，越国的国力提升，最终消灭吴国，依然靠的是制度改革，而不是一家一姓的财力支持。
这大概就勾勒出了封建时代下，人类文明最复杂的两大区域——东亚和西欧——的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资本可以支持政治，甚至影响政治，但最终的大趋势是政治把资本甩掉，甚至反过来拿资本开刀。
回到范蠡。
与其说范蠡离开越国是对君臣关系的洞悉，倒不如说他是对政商关系的深刻体会。他到了齐国，勤奋经营，在蓬莱一带发展海洋经济，很快就实现了致富，也因此出了名。于是齐王让他去做相国——范蠡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就挂印封金。范蠡给出的理由是：久居高位不祥。
但如果我们考察对应时期的齐国历史，我们会更加清楚范蠡去齐的大背景。在当时齐国的公族之间互相残杀，普遍衰落——而齐国的卿大夫阶层正在崛起。后来发生了士大夫阶层中的“田式”推翻了齐国公族（齐僖公）的统治，取而代之，史称“田氏代齐”。后来许多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例如晋国的“三家分晋”等等。因此，如果范蠡继续在齐国出任国相，则必然会卷入公族之间的斗争，甚至会被正在崛起的士大夫阶层消灭。
范蠡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政商博弈的历史秘密。
持盈定倾
范蠡的哲学思想，概括核心就是六个字：持盈，定倾，节事。
这三个古奥的词语，翻译到今文就是：持续增长，改革纠偏，节欲朴素。其中第三点，与范蠡身上浓郁的道家思想内核密不可分。而前两天，对于面对和处理当今中国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范蠡所处的年代，是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东西并举，思想家辈出。东方有诸子百家，儒道法墨；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当时，儒家思想并没有一统天下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范蠡的身上有儒道法墨综合的思想。史料中记载，范蠡的老师曾经是老子的弟子；所以范蠡也可以算是老子的在传弟子。
儒道互补的思想，使得范蠡很好地把握进退的分寸，能够适应大环境最初正确的选择。不像许多后世儒家官僚，“忠”字当头，一味冒进，最后也未必能够取得什么成就。
此外，站在长期的角度来看，只有“晓得进退”，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当今中国企业家群体来讲尤为重要。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许多企业发展已经来到了瓶颈期。这个瓶颈不仅是自身发展的瓶颈，也是市场瓶颈，制度瓶颈，社会瓶颈，人才瓶颈，以及技术手段的瓶颈。
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高增长就会出问题，就好比一辆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速160km/h的小轿车，继续轰油门提速就会不稳。这个时候需要以退为进。《周易》讲叫做“亢龙有悔”。
2021年，两个“亢龙有悔”的行业，无疑是互联网和房地产。其中互联网遭遇行业瓶颈和社会瓶颈。行业瓶颈来讲，例如BAT之一的腾讯，其旗下即时通讯App微信的注册用户量已经超过12亿人，接近中国人口总数；刨去儿童和无法正常读写的老人以及残疾人，中国的人均微信账户数量已经超过1个。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应用App”——但是一旦达到这种数量级，它的很多投资逻辑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首先是增长性已经不存在，增长空间局促。甚至不是一个客观问题，而是主观问题。一方面是市场达到饱和，另一方面，可以说腾讯的流量入口极度依赖微信以致于其它新颖形式的App无法从其体系内部脱颖而出，实际上是一个对内垄断的状态。
其次是效益与公平的权衡。当一家企业的用户是全体国民的时候，这家企业必须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做出取舍。很多人会说，我有13亿的用户，那么的对每个用户收1元，我就是13亿的营收。但是当你用户数量达到13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可以对每个人收1元。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讲社会效益，要共同富裕。
这些都使得互联网企业的不论是股价还是商业模式，都在今年见顶。政策对他们从扶持支持到打压。从竭泽而渔到亢龙有悔。
房地产的逻辑就更加赤裸裸了。房价这么高，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对生活放弃了追求，躺平主义盛行，这种杀鸡取卵的发展逻辑，必然行不通。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范蠡的“持盈”和“节事”的思想就非常宝贵了。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增长有节制，保持增长的持续性。
说完“持盈”和“节事”，下面说说“定倾”。
定倾，在我看来讲的是改革——也就是说，如何做到“持盈”，需要靠“定倾”——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通过改革来维持增长的可持续性。
这对于经营企业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是一轮轮的改革，产业机构升级，才有今天的经济实力与世界地位。如果没有改革，许多企业现在还在做“三来一补”业务；保持改革精神的企业，才能够有“第二增长曲线”甚至“第三增长曲线”。
结语
范蠡研究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显学。但对范蠡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史记》、《国语》等正规史料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野史杂闻中；鲜见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把范蠡的行为与思想，放回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去发掘范蠡的可贵性。
如果我们不把历史人物放回到历史，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对现在有用的结论。正如目前对范蠡的思想概括，仍然停留在“十一逐利”、“三八价格”等小儿科的东西上面。这实在是对范蠡最大的误读。
所以，本文希望开启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角度，去拓展范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古为今用古生今。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
